典型杳矣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沉痛悼念赵蔚芝老师


3月3日,一个天气奇寒的日子。上午,我正在参加校教代会的分团讨论,接到离退处刘处长的电话,告知我赵蔚芝老师去世的消息,一声“啊”字脱口而出,表达出那种突如其来的震惊感受。我马上赶到赵老师家里,向其家人表达慰问。离开时才看到厅堂中赵老师的遗像,一张我曾经熟悉的照片,老人在微笑着,显得那么慈祥。这时候,悲伤顿时袭来,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个老人竟然离开了我们。一整天脑子里都萦绕着这件事,有关赵老师的记忆也时时浮现出来,促使我当晚坐下来写这篇文字,而我是平生第一次写这类文字。

1982年初,我大学毕业,分配至淄博师专中文系任教,那时赵老师是系里年龄最大的老师,已经60多了,我们之间相差近40岁,他是德高望重的前辈。在平时的接触中,开始陆陆续续地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,如文革时受过批斗、看过仓库等,尤其知道在逆境中他曾经手抄《说文》等经典,但对赵老师的教书与治学当时还所知不多。两年后,我由《文学概论》转教《古代文学》课,系里安排我给他当助教,我整整听了他一年的课,并协助批改作业,我上的少量课的讲稿也先由赵老师预审、批改。这一年的时间,让我完全领略了他的广博与严谨。我在大学期间,是听过一些著名教授讲课的,也自认为见过一些世面,但这种当助教的经历和当学生时的听课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,是一种和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体验直接契合的细微感受,很多学习与模仿都在一些细节之中。那一年,我对赵老师的讲课是很服气的。那种最大的感觉是精严、准确。到现在还记得一个例子,我讲《战国策·苏秦以连横说秦王》一章,将苏秦的“黑貂之裘弊”的“弊”解成“烂”,赵老师课下告诉我,准确地讲应是“破”,一字之差,其间微妙的差别外行人不易察觉,但令人极为信服。赵老师在课堂讲解时那种精严如老吏断案,能准确到毫厘不爽。赵老师知识广博,一些古文在课堂上能大段背诵,常常让人觉得是脱口而出,即兴而成,所以让人服气,让学生感觉是种享受。我最欣赏的还有赵老师的板书,笔画不苟,端正的行楷,极有功力。后来,我在他家看到了他在“文革”挨整时手抄的《说文》,也是这种端正的行楷,从真心里佩服他的功力之深。可惜我始终没有见过赵老师的毛笔字,不知他在书法方面的真实造诣。赵老师在教课时对学生要求很严,对学生的课程基础有意训练,他经常让学生当堂站起来背诵,有时让学生到黑板上默写古诗文,还时常在课前发张卷子,搞突然袭击式的小测验,这些方式让听他课的学生很紧张,感觉“提心吊胆”,不得不提前做好准备。可惜,他这些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连我这个助教也没有学到,在我后来的教学中就很少使用,在如今的大学文科授课中大概也很难看到了。这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,在现今的大学课堂中几乎成为绝响。

从那时起,我们都知道赵老师每年暑假都要远游。他只身一人,带一把雨伞、一把芭蕉扇、一个背包就上路,到风景名胜去,到古人曾到过并留下许多吟咏的地方去。这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旅游,而是一种着意为之的“读万卷书、行万里路”的文化考察。而且这种考察,据我所知,他一直坚持了十余年,一直到70多岁才停下步履。每到一处,他留连风景,缅怀古人,还将当时的感悟与思索写成诗歌,这在后来出版的《蔚芝诗选》中我们都能读到。我还清楚地记着他考察归来后,给我讲游敦煌、晋祠时的情景;我也很清楚地记得,他在课堂上讲到某处的时候,时时有“这地方我去过”的穿插点评。应该说,赵老师这种着意为之、坚持多年的文化游历,对他的教书与治学都大有裨益,为之增色不少,也可以说是大得江山之助;反过来说,每一个热爱和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,似乎也都应该像赵老师这样有这种文化考察的盎然兴致与丰富游历。

我对赵老师学术成就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。真正让我感动的是他对学术的执着热爱与勤勉追求,这也是让我由衷敬佩且感到自愧弗如的。我常常想,不要和赵老师比水平、比才气,先比比下了多大的功夫,付出了多少劳动,比比那种舍学术而无他的人生态度。我觉得,任何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人,只要下了赵老师那样的功夫,有那种勤奋的努力,都会有相应的成果出现。赵老师是将个人生命与学术追求完全合为一体的人,他没有别的爱好,甚至平时也没有锻炼身体的闲暇(他曾给人讲过他身体好的诀窍就是不锻炼),将全部时间、全部精力都用于教书与治学,真可谓是焚膏继晷,孜孜以求,心无旁骛,乐此不疲。赵老师的全部学术成果几乎都是60岁以后形成的,有些数十万字的大部头著作如《赵执信诗集笺注》《聊斋诗集笺注》《聊斋词集笺注》是70岁甚至80岁以后才完成的,这种毅力真是让人佩服不已。他曾给我讲过,他时常半夜里想起一个典故或成句出处,即刻爬起来查工具书。他的思维时时沉浸在学术之中,他的生命完全融合在学术之内,他的等身著述就是这样用全部生命汇聚而成。赵老师90岁生日时,学校给他祝寿,要我为之撰寿联,我写的是“一生执教人歌上寿,等身著述天与遐龄”。“一生执教”是说赵老师终生只从事过一个职业,就是教师;“等身著述”自然是指他丰厚的学术成果,这完全是真诚的评价,毫无溢美之意。后来我去看望赵老师,曾听他家人说起,赵老师对这幅祝寿联也挺喜欢。现在赵老师的成果成了宝贵的学术遗产,任何一个要研究赵执信、蒲松龄的人,都绕不开他的学术成果,甚至都要先从研读他的著作入门。一个人成就如此,夫复何憾!

我对赵老师的了解还有一个特殊的渠道,就是我的大学老师、山东大学刘聿鑫教授。刘老师是著名学者,也是著名书法家,其书法曾师从于蒋维崧先生。刘老师在人格意义上是一个完人,待我们这些学生之好,待所有人之好真是无法用言辞称颂。刘老师是赵老师执教高中时的学生,也是赵老师部分学术成果的合作者,对赵老师极为敬重,两人师生情谊深笃。2004年,刘老师将赵老师的诗作汇编为《蔚芝诗选》,并加了详尽的注释,寄给我,商量正式出版。我一见,大为惊异。既为赵老师的诗歌数量之多感到惊奇,也为刘老师的注释之精、用力之勤感到敬佩。要知道当时刘老师也是70多岁的人了,一位老弟子为其健在的老师的诗歌作注,这在当代学术界似不多见。我感动之余,便向校党委书记范跃进同志汇报,范书记非常支持,指示资助出版,要我负责此事,并欣然为诗集作序。我担任诗集的编辑,除不断地与刘老师商量外,也曾两次登门和赵老师商讨出版事宜。《诗选》出版后,好评甚多,人们知道了赵老师学术研究之外的诗歌创作情形,并借以了解他的内心世界,也知道了赵、刘两位师生合作的这一段佳话。我因为是该书的编辑,在《诗选》出版后留了十几本放在办公室,可后来发现这些书全部不翼而飞,不知让什么人拿走了。此书失“窃”,我倒不很介意,正说明了人们对赵老师作品的喜爱,只是我现在连一本《蔚芝诗选》也没有了,让我觉得很是遗憾。

赵老师走了,这位94岁高龄的受人尊敬的学者走了。据家人说,他走得时候很安详,没有任何痛苦。也据家人说,他弥留之际,学校领导去看他,他已不能说话,但还是在眼角留下了泪痕。这大概是赵老师对现实人生的最后一丝眷恋。94岁,已经是“天与遐龄”了,也应了中国古代“仁者寿”这句名言,但这样的人走了,还是让人很悲伤,很不舍,人们包括他的好多学生也会用眼泪为这位老人送行,我写到这里,眼泪也是不由自主地涌出。赵老师是研究赵执信的学者,他的辞世,让我想起了赵执信哭祭王渔洋的情形。人们都知道赵执信与王渔洋在诗学意见上不合,但不知道在王渔洋死时赵执信是多么地悲伤。赵执信匍伏在王渔洋的灵前,痛哭道:“典型杳矣!”意为让人们敬仰的一代榜样远去了。如今赵老师也走了,一代典型也永远离开了我们,去了遥不可及的天国,我们也是悲伤至极。“典型杳矣”,呜呼痛哉!“典型杳矣”,赵老师一路走好!

(本文发于2012年3月12日《山东理工大学报》,作者张宇声为我院古典文学教师、曾任职山东理工大学纪委书记、副校长、党委副书记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