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弃岸登舟：“到世界去”」
花街上的人走南闯北，搪塞流离，抵赖想家，很醉时除外。
而花街本就游曳，对所有恋恋不舍漫不经心——无论于柴盐风月，或命运。
“花街”不是作家徐则臣的故乡，尽管它在长短故事里叠嶂地葳蕤着——运河、码头、屠户与渔夫，豆腐匠和饭馆老板、疯子与卜者，檐下挂起夜灯的女人……洪峰浮木、大水沉禾。
“一个作家只写故乡是危险的。”他说。于是故事行囊仆仆，徙于花街。
花街是运河边上的一条巷子，当年十里繁华，现在已经枯短。作为一个叙事坐标，“它在文学上的优势是显著的。首先有流溢，运河浩荡，南来北往的人带来四方故事；其次是气质，白墙黛瓦，有江南的朴雅。”徐则臣说。
在淮安读书和教书的几年，花街离徐则臣的学校很近，走路十几分钟。就这样，运河和花街找到了他。这个绝佳的栖息地，就此挤下颠沛的往事。
事实上，他很少直接用故乡的名字，视作危巢。“免得对号入座，不至于‘吃里扒外’‘数典忘祖’。”徐则臣笑道，“托马斯·沃尔夫写完《天使望故乡》，父亲嘱咐他再也别回来——故乡人已经枕戈荷弹。”
在花街，故事的宿命总是苍凉。“如果在半夜里认真去想生活，事实上也很难喜气洋洋。”徐则臣说，“我希望这个世界好，我也认为可能好，但它本身是令人悲观的。无奈、低沉、悲凉的生活，尤是小人物的。”不过，他拒绝将“结局”写作“死局”——“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”笔下的谷底微光。
徐则臣开始写北京，始于到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的次年。
具体而言，是写北京的西北角，海淀区，中关村。有意无意地，故事仍露出一点旧口音——几个从花街来到北京的年轻人，在平房的屋顶上，俯瞰远得矮下去的霓虹，打牌、喝啤酒、幻想发财，用一副漂泊相掩饰想家。
这样的“北京”像花街逃匿的飞地。不过，北京毕竟是北京，在徐则臣笔下，它仓皇又坦荡——办证的、卖碟的、放鸽子的、卖鸡蛋灌饼和豆浆的……在这“五方杂处的大都市”里只身角力。
徐则臣有许多这样的朋友，事实上也身临其境。“惺惺相惜的认同感，那时我和城市之间的紧张关系与他们完全相同。”他说，“是写自己。”
与“北漂”生活的剑拔弩张持续了许久。北大毕业后，徐则臣到《人民文学》做编辑。在这个“文学青年心中的圣殿”，精神自足，生活却蹩脚。一个月1500块，付掉1100块房租，然后节衣缩食。没有稿费接济的时候，“吃最简单最便宜的饭”。他还曾租过一个小屋，离未名湖很近，单砖墙，屋顶盖石棉网，供暖糟糕，11月就得盖两床被子。
后来，徐则臣写了长篇小说《耶路撒冷》，花掉六年。故事里仍有花街、有北京，当然还有“耶路撒冷”，写跋涉中“被篡改的彷徨、不舍和不安”。还有后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北上》，以异域来客的视角看运河上的历史汤汤。
故事“挣脱”花街，仍在河上。
他不是那种在“花街”逡巡终生的作家——像黛莱达与撒丁岛，福克纳与“约克纳帕塔法”——尽管那里有大把游刃的从容。
“拓展空间和拥有一个写作根据地并不矛盾。没有人绝对脱离经验创作，但可以不依赖于经验。”徐则臣说，“舒适区让人厌倦，尤其是写作一事，如果变成批量‘默写’，就像个‘车间主任’，开拓是自发又自觉的。”
且与父兄辈的作家相比，“70后”一代作家与乡土已依依挥别。现代化冲刷之下，哪怕是童年实在的乡村经验也并不牢固。“我的小说里关于乡土的事情很少，像前辈作家那种与乡土之间血肉相关的联系，我们这一代人没有那种生命的痛感。同时，对城市的认同感和敏锐度会强烈一些。”徐则臣说。
“当然，作家要正视自己的局限。”他说，“审美趣味和注视世界的角度不允许你无限地拓展目光。”不过，仍要携这“阿喀琉斯之踵”到世界去。
在创作中的系列短篇有两个，“一个是以国外生活为背景的主题小说集，另一个是运河边的侦探故事集。”徐则臣说，“前者来自这些年四处跑的经历，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，看文明间的差异和通约。后者写小镇案宗，但不是通俗推理故事，也想把古典文学的一些叙事资源和营养融入进去。这当然很难，所以先做短篇，像是‘分解动作’的练习。”
开辟一个新的叙事场域，犹如跃上未知的浮冰。“写花街，语言是典雅的，写北京用口语短句，有金属的光芒，它们自然地矫正着你的表达。”徐则臣这样说。至于新的异域故事及侦探小说的风致，也许尚悬而未决。
航运里有一个术语，Always float，永远漂浮，是说无论潮涨潮落，船舶都要在足够的水深中保持漂浮。《北上》里说，“上岸对船民来说是生离死别。”恰如此，故事迢淼，弃岸登舟。
「野马尘埃：“文学成了摩托车”」
徐则臣的小说里，常有一个神经衰弱的人——他头疼、多梦，然后开始跑步，试图以此恢复神经的弹性。从病程和疗法上，这个人俨然是他自己。
事实上，写作的缘契千头万绪，之于徐则臣，这是一枚率先松垮的绳结。
高三时，他莫名患上神经衰弱。睡不着，白天打瞌睡，看书就头疼，无法正常用功。焦虑、苦闷，他变得孤僻寡言。
在此之前，徐则臣是县城中学里的好学生，生活很顺，想法很多。那时他谈吐伶俐，“沉浸在某种修辞的眩晕里”，意气风发。最熟的书是《围城》，那种“刻薄的睿智”。
高考挫败，他错失所有的法律专业，沮丧地进了中文系。徐则臣曾一心想念法律，爱看侃侃而谈的律政港片，能背下《狮城舌战》里的经典辩词——那是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实录，其中的许多明星辩手出自法律专业。
就这样，他郁郁孤僻了三四年。大二的时候做学生会副主席，还是板着脸，连高年级学生都对这个缄默的学弟敬而远之。
而排遣的方式有二。其一是写作，每天写日记。中学时他就曾写小说，到了高三，每天写一首诗——最初只当作某种特立独行的、“虚荣的”爱好，无关职业憧憬。
其二是阅读。终日苦闲，他整天钻图书馆，几乎不上课。“后来想想，那已经是很专业、系统的文学阅读，读后写评论、聊天，谈博尔赫斯、马尔克斯，也谈当代。”徐则臣说，疯狂阅读成了事实上的“学徒期”，尽管当时浑然未觉。
“当个作家”的念头终于熟甜，是在一个下午。
学校组织的暑假实践刚结束，学生们大多四散，剩下的或在勤工俭学，或要趁假期苦读。徐则臣只是留在学校看书，漫无目的又执拗地阅读。一天，他照例捧读，书目是张炜的《家族》。夕晒如霞，窗外蒿草蓬跃，那个不动声色的下午，他被文学击中了。
“感觉特别强烈，郁闷、彷徨，还有一些奇异的想法，都被这个陌生的作者窥尽。人物写得好，想法睿智，语言也优美，和个人的生命体验惊人地重合。”后来，徐则臣没再读过《家族》，但那一刻终究难忘。他决定做一个作家。
最早发表的小说是写大学生活，“一个迷惘的‘问题青年’”，徐则臣笑道。那时还写纸稿，大多都散失了。随后他开始写花街，作品也频繁在重要文学刊物中发表和获奖——他已经是一个作家了。
后来到北大读书，徐则臣又颇彷徨了一阵子。
“北大中文系有许多学术狂人。那也是学术界的活跃时期，上课常用新出版的英文教材，老师边译边讲。大家谈的是杰姆逊、福柯、德里达、赛义德。”打定主意写小说的徐则臣“有点懵”，“思想史包罗万象，文化研究更是漫无边际。”
导师曹文轩给了他信心，“要做学问，当然要好好研究理论；是想写作，就按小说家的路数去走。”他不再心神不宁。
后来奖誉揽遍，《如果大雪封门》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，长篇小说《耶路撒冷》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，长篇小说《北上》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，徐则臣成为当下中国文坛最年轻的登顶者之一。
文学果真成了一架“摩托车”——那是徐则臣儿时艳羡的“远方符号”——载他去新世界周游，身后尽是野马尘埃。
许多年过去，中文系的训练痕迹仍是强劲的。“比如很好的学术训练和较扎实的文学修养。”徐则臣说，这是问题意识的初源，“每个阶段的思考叠合推进，所以你会有规划，不仅凭天赋‘摸着石头过河’。”
“而小说写到最后，不在于题材，不在于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，而是调动问题意识，整体规划和执行你的写作。”他说，“发现、解决和表达问题的能力和学术素养相关。许多国外作家都在大学里做文学之外的理论研究，到了暮年也能写出好小说。否则把经验写尽后，就只好写回忆录和‘文坛边角料’。”
「故事的姿态，及翅膀」
在北大读书时，徐则臣和两个朋友做了一个网站，左岸文学论坛。
与新世代的垂类社区相比，论坛时代无疑更具沙龙气质。遥远、热络、敞开，谁都不必孤单。
“当时文学论坛很多，左岸是其中影响力很大的一个。”徐则臣任论坛管理员，也是小说版版主，“里面都是纯文学的东西，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文学批评，聊天区侃技巧和作家。”
那时，论坛文友们一度每年聚会，最常去牡丹园的北平楼。“大家从五湖四海来，自掏腰包，聚在一起聊聊天。”徐则臣说，在即刻通讯稀释掉好奇心之前，那里曾有最纯粹的热望。
论坛时代凋落后，左岸文学论坛也随之湮没。“那是文学的好时代。”徐则臣依然怀念。事实上，当年的许多文友后来果真展露锋芒。“在论坛认识了获鲁奖的作家张楚和艾伟，而如今成为中流砥柱的中青年作家，也大多曾在文学论坛中活跃。”他说。
二十年过去，写故事的人变了。徐则臣说：“文学观本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，去意识、过滤。”
比如小说这一文体。“最初只顾表达抽象的思想，后来明白‘小说要用形象说话’”，那是徐则臣大学时系主任老师的一句话，他惦念至今，“有形象才有多义性。”又如修辞，“找到自己真的声音，克服那些不属于你的修辞方式，无论你有多钟爱它。”
再如故事。醉心先锋派小说的徐则臣一度觉得故事无足轻重，如今豁然重拾。最近，他重读了两部旧书，《聊斋》和《静静的顿河》。前者“上穷碧落，简练、典雅，节奏极快，在虚实之间穿梭自如。”至于后者，徐则臣曾觉得它陈旧乃至啰嗦，如今改观。“那种讲故事的姿态、故事本身的容量。”他说，“沉默的故事最有力量。”
而他理想中的小说，“意蕴复杂多解，张开形而上的翅膀。”因此不囿于“现实主义的惯性”——那里有“喋喋不休却无话可说”的危险。
读故事的人也悄然生变。
略窥市面上声名赫赫的大部头，大多仍讲乡土、传统与现代性的冲撞与宿命。是否与当下年轻人的阅读趣味渐远？
“时代给予我们不同的经验背景，经典化需要时间。”徐则臣说，“乡土文学的形态溯源几千年，这一主流的文学传统拥有巨大的阐释空间，比如我们谈‘枯藤老树昏鸦’，瞬间可以意会。而城市文学的系统方兴未艾，很多词汇和意象尚未文学化。高楼大厦咖啡馆，在我们的文学传统里仍是单薄的。”
采访的傍晚天色阴沉，徐则臣依例散步，雨还没有落。
他讲起来到北京的第一天，还特地打了辆车去长安街。北京没有想象中巍峨，自行车梭行，有沙尘，他“差点哭了”。到了北大中文系，静园五院树下有几位老先生闲站，严家炎、钱理群、洪子诚。他又觉得闪落，“个子都不高，穿着也普通，和村上的老头没什么差别。”在这个“外省文学青年”的想象里，这些鼎鼎大名的学者“都应该在一米八以上”。
生活不是彩塑的明信片，或许小说也是一样。
